功過倪凱銘
在確認倪凱銘很快離職的消息后，大眾中國公關部的相關人士對于此番涉及中國市場的人事調整的回應也顯得相當官方，稱這是“集團總部為了更好地推進全球戰略”所做的調整。支持這一說法的論據是，在倪凱銘被調離中國區的背后，是大眾集團近20名高管的集體換崗。
按照調整計劃，大眾將在集團管理董事會設立專門負責中國業務的職能部門，而之前負責商用車業務的集團管理董事會成員海茲曼，已被任命為新部門的負責人，領導集團在中國的業務。除此之外，大眾旗下的奧迪、曼集團(Man)和瑞典斯堪尼亞公司(Scania)等公司高管都將“大換血”。
“因為是大勢所趨，這或許可以讓倪凱銘得以更體面的方式離任。”前述知情人士向記者分析道，結合倪凱銘履新中國一年多來并不亮眼的工作表現，狼堡將其調離中國市場，顯然是在為上一次人事安排的失策“亡羊補牢”。“如果60分算及格的話，倪凱銘可能連及格都夠不上。”
在大學期間主修電子工程專業的倪凱銘，早期工作是從事汽車電子設備研究，隨后加入摩托羅拉半導體公司，成為汽車行業戰略負責人;1999年，倪凱銘加盟大眾，并擔任電子產品研究和相關戰略負責人;5年后倪凱銘離開大眾輾轉到大陸集團，同樣擔任的技術高管要職。
2009年9月，倪凱銘離開大陸重回大眾，一年后即被“空降”到中國。從自身履歷來看，現年51歲的倪凱銘，在被狼堡“空降”到中國之前，一直從事的是與技術相關的管理工作，并沒有太多公司管理的經驗，對于像中國這樣快速發展的市場的駕馭能力，更是無從談起。
“讓長期主管電動車技術開發卻沒有任何中國市場經歷的倪凱銘，來管理中國市場，是狼堡出于對中國發展電動汽車浪潮過高預期的一種誤判。”上述知情人士認為，在范安德離任前夕，國內正興起大力發展電動汽車的新一輪熱潮，而急于響應政府號召并希望搶奪電動車技術制高點的德國大眾，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需要才決定讓倪凱銘來接替范安德的。
“與前任范安德做事高調、富有攻擊性、雷厲風行并且樂于與合資伙伴和媒體溝通的做事風格不同，出身技術派的倪凱銘溫和得就像個鄰家大叔，而這樣的脾氣秉性也被企業內部人士指責為做事缺乏魄力，尤其是在面對‘DSG事件’這樣的棘手難題時，倪凱銘糟糕的決斷能力暴露無遺。”
“他就是一個純技術范的德國人，為人處事都力求低調。”對于即將卸任的倪凱銘，大眾中國內部人士如此評價道。而從媒體的視角來看同樣如此，對比范安德，倪凱銘在媒體鎂光燈前亮相的頻次要遠遠低于前者，就連在公開場合與合資車企高管合影的機會都不容易找到。
“溝通不暢”
雖然在倪凱銘履新中國的一年多時間里，大眾在華銷量和經營業績都被屢屢刷新，但在部分業內人士看來，這樣的高速增長充其量不過是范安德時代大刀闊斧推進中國戰略升級所留下的“遺產”。“實際上，這是一種慣性增長，如果不是倪凱銘，換了另外一個高管可能也一樣。”
而坐視“DSG事件”在過去兩年多時間里，從極少量客戶投訴到最終演變成一場大范圍的消費者信任危機，被認為是觸發狼堡決意要倪凱銘“下課”的導火索。在北京車展接受記者采訪時，大眾集團董事會高管就直言不諱地表示，“DSG事件”引發的危機是溝通不暢造成的。
而據記者了解，實際上大眾高管所言及的“溝通不暢”涉及兩個方面問題，一個是企業與消費者以及媒體之間的溝通，這是外圍的;而另一個則指向大眾集團內部，包括合資企業之間、大眾中國與集團總部狼堡以及相關各方與DSG變速箱供應商大眾在大連的變速箱工廠。
“合資公司希望盡快解決這些問題，但關鍵是大眾中國要協調各方利益，比如供應DSG的大連工廠就是由大眾獨資的，他們如果不承認產品有質量問題，合資公司也沒有辦法。”大眾在華合資公司的一位內部人士告訴記者，DSG事件之所以遲遲得不到妥善解決，與集團內部各方利益難以協調有直接關系。
置身如此復雜多變的局面，對于技術出身的倪凱銘而言，顯然是一個難以駕馭的巨大挑戰。
“實際上，對DSG變速箱的有效投訴僅有1000例左右，相對于近100萬輛的市場保有量而言，故障率也僅是千分之一。”記者從大眾中國內部獲得的信息顯示，如果前期應對措施得當，大眾中國完全可以將化解“DSG事件”的成本降到最低，但事實上危機的擴大卻讓大眾最后陷入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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